从端午节的“午”br谈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图）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事实上，历代记载它有二十多个名字，包括“五月节”和“端五节”。后两者很好理解，但为什么还会用到中午的“午”字呢？这涉及到农耕文化的基础──历法和纪年。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纪年方法，这就是“干支纪年法”。十天干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地支互相搭配纪年，即为“干支纪年法”。天干地支源于上古。天干第一个字叫做“甲”，古文解释“剖甲见之”。地支第一个字是“子”，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用十“天干”搭配十二“地支”会有六十个组合，以“甲子年”始，每隔六十年会有下一个“甲子年”，所以六十岁叫“花甲之年”。

　　中国的历法是以月亮的盈亏为基础的，也叫太阴历。古人观天象，以月亮朔望的周期来确定“月”，用闰月的方式，使得一年的长度接近太阳的回归年。一年十二个月，恰可用“十二地支”来纪月。但几月为岁首呢？有人说，当然是“一月”了，因为“正月里来是新年，大年初一头一天”。其实不然，正月为岁初是现在的说法，而在上古时期，十一月是岁首。《史记·历书》记载：“随斗杓所指建十二月”。即以北斗七星之斗柄指向定义地支。夏正十一月朔日，斗柄指向正北，因而记之以子。

　　也就是说，夏商周时期，农历的十一月为“正月”，这就是“子月”。依次往下数，“五月”就成了“午月”。这也就是“端午节”中“午”字的来历。顺便说一下，古代中国有六种历法：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了历法，改十月一日为“岁首”。汉代实行“太初历”，改为一月一日为岁首。

　　仅仅一个端午的“午”字，就包含了这么多的文化内涵，中华文化真可谓博大精深。

　　提到端午节，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屈原。更有人说，是因为屈原在五月初五这天投江自尽，人们为了怀念他，才设立了这个节日。其实，远在屈原投江之前，先民们就已经有了这个节日。恰好屈原在这一天投江，又提升了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端午节的设立主要和古人的健康观有关。简而言之，端午节其实是个全民的迎夏“卫生防疫节”。民谣云：“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仲夏到来，天气日益湿热，又值汛期，百虫和细菌繁殖快，疫病易生。所以，人们需要这个节日以提醒大家防病防虫。

　　在古代的有限条件下，人们在端午节洒扫庭院，铲除虫菌孳生地，用雄黄水、雄黄酒消毒，佩戴防疫健体的各种香囊荷包，采集各种药材备用，烧药草汤洗浴……最富有民俗特征的要数“艾虎”和“蒲剑”，人们或佩戴或张挂，祈以辟邪驱瘴。艾灸至今仍广泛应用于临床，而且传至国外。

　　按照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端午是阳极阴衰之时，根据阴阳平衡的和谐理念，需要扶阴抑阳。“水”属阴性，所以端午的许多活动都与水有关，意在增强阴的力量，冀求阴阳和谐均衡。龙舟竞渡和祈雨，最初固与祈求水神保佑有关，其实亦与扶阴抑阳有关。

　　可以看出，端午节的许多习俗是先民们因时令要求和生活习惯产生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几乎成了“屈原节”了呢？这就是中华文化独特的“箭垛效应”。

　　“箭垛效应”源自胡适所说“箭垛式的人物”，是指假若某人具备某个特性，则人们多将类似事件都归于这人身上。比如包拯擅长破案，所以很多不明出处的案情都被抛在包拯身上，以至于其成为一个探案传奇。吴晗曾说：“也正由于封建时代的青天极少，所以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青天，也就成为箭垛式的人物，许多人民理想中的好事都被堆砌到他们身上了。”

　　屈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伟大诗人，曾创作《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等著名诗篇，社会影响力巨大。他以高洁的人格谱写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等千古名句，也给他留下了“正直峻洁，刚正不阿；超凡脱俗，宁死不污；殉身理想，九死不悔。”的良好公众形象。在元代，元仁宗加封楚大夫屈原为“忠节清烈公”，更加提升了屈原的“人气”。

　　历代统治者和文人反复宣扬屈原的美德和人格，这使得他的形象越来越突出和丰满，最终便成了端午节的形象代表。

　　关于端午节到底是纪念谁的，官方和民间都有争论。历史上推出的“端午人物”有屈原、伍子胥、勾践、曹娥、周处、张天师、钟馗、黄巢、蚕神、农神、药王神、高翼薪等林林总总十几人，经过民众长期筛选，影响最大的有三位：屈原、伍子胥和曹娥。这三位入围者都有着感动历史的人生故事，去世的原因都跟水和五月初五有关，死后都被后人追思礼赞。

　　一、屈原。他出生于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曾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权倾朝野。他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由于他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同盟，反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楚襄王即位后，依旧宠信奸佞，再次将屈原革职放逐。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不忍再看到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难，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于是选择以死明志，于五月五日自投汨罗江而亡。

　　二、伍子胥。伍子胥本是楚国人，其父兄遭谗言陷害，被楚平王杀死。他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的重臣，后协同孙武带兵攻入楚都，掘平王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他与孙武辅佐阖闾，成就吴国霸业。阖闾死，夫差即位，败越王勾践，勾践投降。伍子胥多次劝谏夫差杀掉勾践，遂被夫差赐死。他大骂夫差，自刭而亡。吴王听了很生气，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用皮革做的袋子里，让它在长江中漂浮。吴国的百姓敬重伍子胥，为他在长江边上建立了祠堂，这个地方因此就叫做胥山。

　　三、曹娥。曹娥是东汉时期苏州人，其父在五月五日纪念伍子胥的活动中溺于舜江，数日不见尸体。当时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二十二日投江寻父，五日后曹娥的尸体抱父尸浮出水面。孝女曹娥由此传为神话，后人改舜江为曹娥江，所住之村镇更名为曹娥镇。元嘉元年。邯郸淳作诔辞，刻石为曹娥立碑。

　　这三位人物的故事都很感人，但原因各有不同。屈原是忧国忧民悲愤而死，伍子胥是被逼无奈而死，曹娥是为父亲尽孝而死。相比之下，人们更推崇屈原，因为这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大爱”，是历朝历代公认的个人最崇高的情操，是伍子胥个人的恩怨情仇和曹娥对父亲的“小爱”所不能比拟的。

　　屈原的最终胜出，还因为他有良好的公众形象、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政府的大力推崇。伍子胥“掘墓鞭尸”给自己留下了不良的公众形象，引异国之军报私人之仇也争议颇多。十四岁的曹娥还是未成年人，虽然孝心可嘉，但投江行为并不值得提倡。相比之下，屈原的人格魅力最符合儒家文化君子的基本理想。在数千年的文化哺育中，屈原的诗句被人们千古传颂，他的人生故事也融入端午的节日习俗中，共同参与铸造中华儿女的民族性格，并代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走向亚洲、走向世界。迄今，东亚十多个国家都把端午节作为自己国家的传统节日，足见屈原这位“端午人物”的社会影响之大。

　　民众对他们三人的选择，说明“价值观”是有层次的。“爱”有大爱小爱之分，“勇”也有大勇和小勇之别。人们更加敬仰和崇拜的是为祖国、为民族、为百姓的大爱和大智大勇。历史的江河滚滚东流去，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留下的正是像屈原、岳飞、包拯、林则徐等这样的古人和无数激励人们前进的人！我们群众文化所致力于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历史的试金石。

　　一个端午节，就能够挖掘出这么多的优秀传统文化，足见节日文化不愧是中华优秀传统的最好“基因库”。我们要将这些宝库更好的利用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