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曼丽：坐看一幕幕生动的历史剧

　　记得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总是把翻开封皮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摆在桌子的左上角，那上面有方先生的照片，目光很深邃的那张。儿子看见了就问：“妈妈，这是谁？”我说：“这是妈妈的老师。”儿子又问：“为什么要看老师的照片呢？”我回答说：“老师看着妈妈，妈妈就不敢偷懒。”

　　对策性研究能够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影响决策的现实力量，具有实际的效能，如果在这方面我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会感到很欣慰。

　　海外华文传媒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影响它们，使之成为促进两岸统一的强大的舆论力量。

　　程曼丽，生于1957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外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主任。2002年9月调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著作有《〈蜜蜂华报〉研究》、《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公关传播》、《公关心理学》、《外国新闻传播史》（合著）。其中，《〈蜜蜂华报〉研究》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海外华文传媒研究》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论文《外国新闻事业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反思》获第九届中国新闻奖论文奖。主持并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从《蜜蜂华报》到《海外华文传媒研究》，从副教授到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人大到北大……程曼丽在短短几年中完成了自己的学术定向，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展现了自己的学术张力。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夸赞程曼丽是“才情敏给、冰雪聪明、淹博多识、好学深思，在学术上时有新的创获”。这一切，对一位四十出头的女学者来说，几乎算“接近完美”了。可是，在她的脸上，永远是平静的表情，就像大海，在平静中蕴育着一次又一次的拍岸惊涛。

　　《蜜蜂华报》是程曼丽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也是程曼丽学术成果中的一座里程碑。正是这项研究，凸显了程曼丽在学术研究中的那种执着精神和投入状态，也透露出她的过人才气和灵性。我们的访谈就从《蜜蜂华报》开始。

　　翁昌寿：2002年，《蜜蜂华报研究》获第四届吴玉章奖，这意味着您的研究成果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您是怎么关注到《蜜蜂华报》的呢？

　　程曼丽：这其实是方汉奇先生的一个心愿。1994年，香港的一位朋友来看望方先生，送给他一本由澳门大学和澳门基金会重刊的《蜜蜂华报》精装复印合订本，包括澳门和葡萄牙本土公私立图书馆中收存的全部《蜜蜂华报》。

　　方先生拿到合订本后特别高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披卷摩挲，大喜过望”。要知道，《蜜蜂华报》是新闻史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份报纸，任何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教材和专著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有了这个合订本，研究《蜜蜂华报》已经成为可能了。但由于他自己不懂葡文，无法着手开展研究，因此一直深感遗憾。方先生试探过一些学生，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完成这项工作。

　　程曼丽：我也是被试探过的他的学生中的一个。不过鬼使神差般地，当我从方先生手中接过这本合订本、翻到某一页时，我竟然说出了某一行字的意思。当时我不知道那句话说得对不对，因为我根本就不懂葡萄牙文。不过这可能是给了方先生某种暗示，似乎我能够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之后他便详细地讲述这份报纸，讲述那段历史，讲述研究它的意义和价值。殷殷之情溢于言表。我被方先生的热情感染，可是捧着那本沉甸甸的合订本，我始终无言以对。

　　程曼丽：我是第一次在方先生这里看到《蜜蜂华报》合订本。在此之前，我对《蜜蜂华报》的了解也就是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里提到的那几句话。从感情上说，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承担起这项工作，填补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了却导师的夙愿。但我又知道这项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一是为此我要学习一门葡语，二是这份报纸只存在了一年的时间，我如何把它写成一篇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这之后，方先生又几次提到这件事，从他的语气和眼神中我都感觉到，他基本上确定了我这个人选。

　　我想在正式答复导师之前，试一试自己的语言能力，便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去强化学习葡语。

　　刘波：境外有论者说：“戈公振、曾虚白和方汉奇三位中国新闻史学家由于语言障碍未能细读该报，甚至只闻其名，未见其踪影，今番程曼丽继前人的足迹，完成了这艰巨的工作”。为博士论文攻克一门外语，这事儿在圈内已经很具有传奇色彩了，您是怎么攻克葡萄牙文的呢？

　　程曼丽：我去北外强化葡语，一连三个月。根据我“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特殊需要，老师为我制订了学习计划，省去听、说、写三个环节，专攻阅读。记得老师为我选定的葡文教材还是人民公社社员戴草帽、割稻子的那种，不过语法归纳得很好。经过努力，只半个月的时间，学习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进展，老师认为我“语言能力很强”。在学习过程中，我利用自己学过俄语、英语的优势，举一反三。比如，葡语语法很像俄语，单词又有些像英语。我就用学俄语的方法来学语法，用学英语的方法来记单词。后来我向老师建议把《蜜蜂华报》作为我的课外作业，我先翻译，再让老师帮着修改。这样时间一长，我就可以离开老师的拐杖，独立行走了。开始我翻词典很频繁，词典很快就翻烂了，后来我发现，报纸刊载的事件有连续性，有的时候几天都在重复说同一件事，抓着规律，后来看得就比较顺利了。

　　刘波：刚才您提到了研究的两个难点，语言和资料。那么您着手研究时，资料方面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程曼丽：当时我能获得的资料很少。除了影印合订本外，现成的材料就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里提到的三十几个字，后来发现其中四处都有误。此外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东西。有关《蜜蜂华报》的情况，中葡历史文献中都很少记载，就连在《蜜蜂华报》出版前后在澳门定居的传教士所写的有关澳门的专著中，也都没有提到。我还到首都图书馆查阅了那一时期的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材料。

　　所以在研究中，我特别注意《蜜蜂华报》之外的知识和背景情况，像葡萄牙的历史、澳门的历史、清朝的历史等，尽量把报纸放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程曼丽：《蜜蜂华报》是一份葡文周报，1822年9月12日在澳门创办，周四出版，１８２３年12月26日停刊，一共出版了67期。

　　在对史料进行考据、研究、整合的基础上，我确定了《蜜蜂华报》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三个第一的地位：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纸。把《蜜蜂华报》放到大的环境背景中去，以宏观的视角去观察，可以看到，它反映了那一时期葡萄牙、澳门以及大清帝国之间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动与互动。可以说，《蜜蜂华报》虽然小，但并不轻。澳门史学者吴志良和香港新闻工作者谭志强曾写文章认为“对研究澳门近代史、澳门政治制度变迁、澳门主权问题、澳门的政治发展之类学者专家来说……《蜜蜂华报》所记载的资料，却绝对是一个宝库，很值得学者专家进一步探讨”。

　　另外，研究还搞清楚了不少历史疑点：为什么是在1822年出现这份报纸而不是较早或较迟出现？为什么中国第一份外报是以葡语出现？为什么资本主义形态的近代报纸能够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诞生出来？研究成果同时还外报进入中国以历史真实。关于外报进入中国的途径，学界历来有一种看法，作为殖民主义者的舆论工具，外报是伴随着炮舰进入中国的。事实上，外报（及其殖民者）进入中国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武力进入，比如后起的殖民国家英国、法国等，一种是和平进入，比如早期的殖民国家葡萄牙。而葡萄牙通过和平进入所获得的包括办报权在内的一应权利，为英法等国提供了示范效应。

　　程曼丽：这是当初没有想到的。一开始我只是把它当作导师交给的任务来完成，并且在导师的深重期许中产生了一份责任心和使命感。论文完成时恰逢澳门即将回归祖国。澳门方面对我的研究非常关注，澳门基金会把它列入了迎回归系列丛书中。有意思的是，成果发表后，澳门有人写文章，对澳门当地学者错失《蜜蜂华报》研究表示了遗憾，说“程曼丽身在北京，任教人民大学新闻系尚且研究这份澳人近在咫尺的报章，令人醒觉要急起直追”。

　　翁昌寿：《蜜蜂华报研究》为您奠定了学术基础，成果与付出的心血也是成正比的吧？

　　程曼丽：研究的过程确实很艰辛，有几次我都觉得坚持不下去了，人也变得很憔悴。我想这些方先生都清楚。但是他从来不同情我，只是把我往前推，给我打气、助威。记得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总是把翻开封皮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摆在桌子的左上角，那上面有方先生的照片，目光很深邃的那张。儿子看见了就问：“妈妈，这是谁？”我说：“这是妈妈的老师。”儿子又问：“为什么要看老师的照片呢？”我回答说：“老师看着妈妈，妈妈就不敢偷懒。”那段时间休息得很少，许多时候都处在研究的兴奋状态而无法入睡。

　　有一段时间住在婆婆家，是老式的房子，一开空调就跳闸，但我一天、一会儿都不敢耽误。脸上手上滴下的汗把纸洇湿了，很长时间不能接着写。和方先生聊天时，我无意间提到此事，他说，在手臂下面垫一块干毛巾会好一些。他以前就是这么干的。平淡的话语，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记得在考察《蜜蜂华报》的传播渠道时，我总是抱着地球仪，琢磨消息从葡萄牙传播到澳门的途径，看看它会通过哪些陆路和海路到达《蜜蜂华报》编辑的手中。当时一条信息从里斯本到澳门，要六个月，在没有消息的时候，报纸要维持出版，采取哪些方式来填补版面，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时没有人能和我交流，我总是自得其乐。在论文接近尾声时，更是如此。

　　终于，在１９９８年年初我完成了论文写作，在澳门回归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的书被澳门基金会出版了。这事在澳门学界引起了震动，《澳门》杂志很快就做了介绍。吴志良先生在为这本书作序的时候写道：“意想不到的是，今天已经有一部全面、系统的《蜜蜂华报研究》摆在我们面前，而这份研究竟是由一位在《蜜蜂华报》合订复印本出版之后才开始学葡文的华人学者完成的。令人鼓舞和兴奋之际，我们不能不衷心向程曼丽博士表示敬佩和谢意，感谢她为澳门研究做出的贡献，也期望她继续关心澳门、研究澳门，不断有新作问世。”

　　翁昌寿：2001年，您出版了《海外华文传媒研究》，作为中国国家“九五”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项目，成果获得了专家的好评，认为填补了国内近十年来无人做海外华文传媒通史研究的空白。方汉奇教授评价此书“是迄今为止，以全景式的手法，历史地全面地论述介绍和研究海外华文传媒的第一部专著”。您是怎么开始关注海外华文传媒的呢？

　　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既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也是外国新闻史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它们远离母体，和国内传媒有许多不同之处；作为外国新闻史的重要内容，它们又更多地带有中国特色，明显区别于当地媒体。对这些媒体，需要从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两个角度分别进行研究。我是教外新史的，又攻读了中新史方向的博士，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１９９８年年底，正在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中国新闻社前社长王士谷先生到人大寻求合作，方汉奇先生就推荐了我。

　　翁昌寿：王士谷先生去世后，您独自承担起了研究任务，出版了《海外华文传媒研究》一书。和以前的相比，这本书有什么不同吗？

　　程曼丽：在我之前，有很多人进行了海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包括王士谷先生。他们的研究可以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奠基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或者是限于对某一国家华文传媒的介绍，或者是由若干研究成果结集而成。即使是带有通史性质的，时间也多半截止于８０年代末期或９０年代初期，对极富变化的最近十几年海外华文传媒的情况缺乏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现在，历史已经进入到２１世纪，国际关系的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如何站在全球传播和国际传播的高度，对华文传媒进行研究，认识和评价它在新形势下的作用和意义，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我的这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一点探索。

　　程曼丽：在《海外华文传媒研究》这本书里，我对１８１５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出版以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海外华文传媒发展的各个阶段作了概括和总结，对现阶段华文传媒在全世界五大洲50多个国家的发展情况作了介绍和分析。我认为，海外华文传媒的政治意味逐渐淡薄，这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传媒的相异性大为降低，而使它们相同性的一面凸现出来。过去大陆与港台与海外长期隔绝，彼此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行文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造成不同受众群体的差异。随着海外华文传媒全球性扩展以及香港、台湾、大陆报业集团向海外的延伸，海内外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已成为现实。而且，随着近年中国大陆移民的不断增加，亲大陆的报刊迅速崛起，在海外形成了左、中、右三分天下的格局。目前在许多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上，如“李文和案件”、中国申奥等，在全球华文媒体上都会形成共同关注和一致的舆论，这种“合”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在书的最后一部分，我提出了四个结论、四个展望和四个建议。其中的一个建议，就是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影响它们，使之成为促进两岸统一的强大的舆论力量。

　　程曼丽：近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加上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上海赢得２０１０年世博会的主办权，这一切都会使中国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程度上参与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祖籍国——中国的变化，必然对海外华文传媒的生存环境带来深远的影响，使它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机遇在于：首先，以加入ＷＴＯ为起点，在“引进来”的基础上，中国将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实行双向对外开放。外商外资“走进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无疑增加了双方相互了解的迫切性，国内媒体对此自然责无旁贷，海外华文传媒因为地域上的优势也被赋予了更高的期望。其次，世纪初，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联系的日益增多以及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大批中国人以学习、旅游的形式走出国门；随着“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到海外投资者的队伍也会不断扩大。这些人构成了海外华文传媒的新的读者群体。第三，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近年来中国留学、工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回国后或在国内从事对华贸易的人数也不断增长，这就构成了对汉语学习的更大程度的需求，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也在世界各地兴起。而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无疑会成为海外华文传媒的潜在受众。第四，近年出国人员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以前出国人员大多是国家资助或自费留学生，经济能力普遍偏低。现在出国经商、投资者越来越多，其中的一些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一部分人既需要通过海外华文传媒了解当地市场、适应市场，最终立足，同时也为海外华文传媒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

　　这就是世纪初海外华文传媒面临的发展机遇。同时它也面临着中国以及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种种挑战。首先，与过去海外华文传媒的读者仅仅满足于报纸提供有关中国情况的一般性的文字、娱乐性的材料不同，新一代读者（受众）更希望了解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各个方面的近期的发展变化，更注重资讯的时效性。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华文传媒继续走原来的老路子肯定是不行了。另外，由于互联网具有的迅速及时、交互性强的特点，它对新一代华人读者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以印刷媒介为主体的海外华文传媒因此将要失去大量读者，陷入生存困境。

　　在新的世纪里，海外华文传媒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国外宣部门如何通过海外华文传媒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扩大对外传播的影响力，这也正是我们将要研究的。

　　刘波：您以前主要从事外国新闻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过这方面的教材，而且我们注意到您的很多论文题目都具有非常强的历史感，如《论百年新闻传播史上的两次飞跃》、《新闻传播百年回眸》，您后来怎么又转到国际传播的方向上去了呢？

　　程曼丽：的确，我一直在做新闻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且现在做的一些课题也与史有关。但是历史和现实没有截然的分离点，历史延续到今天就成了现实。在讲外新史时，我要介绍各国媒体由古至今发展、演进的过程，同时对各国媒体在现时代呈现出的特点和规律也要介绍、分析，包括各个国家如何利用媒体传播于己有利的信息，为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这些正是国际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历史问题要研究，现实问题也要关注。而用历史的眼光考察、分析现实问题，也正是我的强项。所以，在中国人民大学我的博士生招生方向中，在外国新闻传播史的基础上，我辟出了“国际传播”方向。由于有了这个方向，我申请了一些与新闻实务相关度比较大的课题，我的博士生一进来就要参加课题，这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一是使他们迅速进入角色，二是逼着他们在研究中出成果，三是为将来的博士论文做铺垫。

　　到北大后，这方面的空间就更大了。最近我和学生比较多地参与了国务院新闻办、港澳办、奥组委等的合作研究项目，这些项目都带有很强的现实性，与新闻管理和业务部门相关度大，研究结果带有一定的决策参考价值，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新闻管理部门的思路框架，甚至对改善中国政府和国家形象起到一定的作用。对策性研究能够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影响决策的现实力量，具有实际的效能，如果在这方面我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会感到很欣慰。

　　程曼丽：这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市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一般民众，对中国的关注程度都在提高。应该说，这是中国走出去、与外界扩大交流的好机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媒体（主要是大陆媒体）对外传播的效果并不好，上星不落地，落地也不被接收，所谓“传而不通，通而无效”。这种情况既困扰着从事外宣的单位和人员，也困扰着新闻管理部门。之所以这样，一方面和我们对外传播观念陈旧、管理机制缺乏灵活度有关，同时与我们节目制作水平和对节目输出地受众缺乏了解也不无关系。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所幸对外传播效果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在有关领导的直接主持下，一些相关的课题也在立项和运行中，我想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对外宣传方面会有比较大的改进和突破。

　　翁昌寿：您最近调入了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并且主持海外华文传媒研究中心的工作，这对您的学术研究来说，是不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程曼丽：在世界新闻传播体系中，海外华文传媒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庞大支系。它的发展已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并且成为新闻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在我们国家，近年虽然有一批学者投身进来，并且有相关成果问世，但是至今还没有形成研究规模，也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在北大成立了海外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希望利用学院现有的人才资源和品牌优势，促进这方面研究的系统化和深化。

　　我非常珍惜这个研究平台，这是国内首个海外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以前做《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时，对研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就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现在有了一个平台，就可以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目前情况看，海外华文传媒研究中心的学术起点是比较高的，它吸引和正在吸引着有志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翁昌寿：谈了那么多学术研究的事情，以及您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起关键作用的因素？

　　程曼丽：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我很幸运，刚一留校，就留在了一个大师云集的教研室里。只是听听他们的名字，就会让我手足无措。他们中有方汉奇、张隆栋、傅显明、陈业劭、张之华、郑超然、王泰玄┄┄，我是读着他们的书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学业的，对他们每个人崇敬有加。现在和他们做了同事，既让我感到荣幸，又让我感到压力重重。记得第一次参加教研室例会时，当时担任学院副院长的郑超然老师严肃地对我说：“咱们教研室所有的老师都是苦干出来的”，这话几乎影响了我大半辈子！在他们中间，作为当时教研室里唯一的一个小字辈，我只有埋头苦干，不敢有丝毫懈怠。学着他们集报样、做卡片的样子，我对当时苏联新闻业的改革进行了跟踪研究，集了两大抽屉卡片，渐渐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把握，写了《苏联新闻改革及其阻力》、《“公开性”与社会心理障碍》、《新闻法颁布前的苏联非正式报刊》等文章。因为当时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少，所以人们多少知道了人大新闻学院有一个程曼丽，是搞苏联新闻业研究的。当然，这只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

　　再有就是１９９５年，我在职攻读中国新闻史方向的博士生，拜在了方汉奇先生的门下。我始终觉得，方老师为人、治学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能给他做学生，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幸事。

　　程曼丽：应该说，方先生对他的每个学生要求都很严格，即使是在职读博的教员、院领导也不降低标准。刚一入学，他就给我们开列了３０本必读书，其中的２０本要求写成读书笔记。他还每月一次定期约见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谈谈学习中的感受，遇到的问题，他也会针对我们的问题提出他的看法。有两次，我在作业中把一份报纸报名中的一个字想当然地写错了，他很认真地纠正我，告诉我这里为什么用这个字而不用那个字。他还很认真地对我说，拿不准的字一定要查字典，他说他自己也有拿不准的字，也经常查字典。老师严谨的学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是离得近的缘故吧，我平日得到的耳提面命可能比其他同学更多一些。在我学业、事业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老师都会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给我一些警示和忠告。记得有一年在全院大会上，我谈《国际新闻界》情况时，可能是带了点情绪，讲话时间长了点。会下老师对我说：“话多了点，明年还有机会弥补”。在他给我的书信中，也常有“姿态宜谦不宜满”、“必须以加倍的努力和成绩来取得认可和信任”这样的语句，从中我受益匪浅。

　　方先生一方面严格要求我们，同时又鼓励我们在研究中大胆思考，勇于创新。记得我按照他开列的书目看了几本书之后，有一回见他时小心翼翼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新闻史体系有缺陷，不完整，只是以无产阶级的、党的新闻事业为脉络，把其他“杂色”、“杂质”都过滤掉了，新闻史成了简单的阶级斗争史。因为研究者把许多精力集中在两大营垒的对峙上，对新闻媒介自身规律的探讨就很少。说这话时我心里直扑腾，要知道，中新史的学术架构是包括方先生在内的老一辈学者共同创立的，我这样说岂不有点造次？没想到方先生特别认真地对待我的话，他认真地对我说：这些问题确实存在，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鼓励我把自己的想法形成文字，由他推荐发表，后来我就写了《浅析新闻史研究中的“滤色效应”》一文，发表在《新闻春秋》上了。这件事对我影响不小，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勇气。

　　翁昌寿：在您四十岁的时候，方先生专门给您写信祝贺生日快乐，当时您正在台湾。

　　程曼丽：那个时候我正处在论文写作的攻坚阶段，所谓“黎明前的黑暗”。我和新闻学院的涂光晋副院长被邀请参加由台湾世新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两岸公共关系理论暨实务研讨会。因为时间安排紧，活动密集度大，会上又得应付台湾记者提的问题，自己生日这回事早都忘到脑后了。没想到在远离家乡的台北收到了这样一份珍贵的生日礼物。听涂老师说，离京前方老师专门把她叫了去，对她说：这不是曼丽一般的生日，而是４０岁的大生日，请你带上一封祝贺的信给她，并且特别嘱咐，要在１９日晚上或２０日早上交给她。我们是１６号出发的，２０号是我的生日。涂老师背着这份祝福从北京转香港到台北，对此我一无所知。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翁昌寿：听说在写给您的信里方先生对您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要求您顺利完成学位论文，以优异教成绩拿到博士学位；二是要求您在教学和科研上不断精进，做出切切实实的成绩来；三是要求您在两至三年内成为教授，在三至五年内成为博导。这三点都是很具有挑战性的。您都如期实现了吗？

　　程曼丽：１９９９年底，方先生在我获评博导资格后立即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记得不久前，在你四十岁生日的时候，我曾经祝愿你早日成为教授和博导，当时的预测是两年左右的时间，现在，这一预测已经成为现实了。新闻史研究领域，终于有了另一位博导级的学者，这门学科的梯队壮大了，后继有人了，我的孤军作战的尴尬局面，也随之结束了。仅仅两年多一点时间，就上了两个台阶，很不容易。这里面，有机遇（政策上对中青年的倾斜）的成份，但主要还是由于你个人的勤奋和努力。”